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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ittlefive007的博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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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
大陆最后一个军统女特务(转)  

2012-03-26 20:11:41|  分类: 自驾-摄影-新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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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军统局不是只搞反革命工作,也为抗战出过力的,抗战中牺牲了一万八千人,对日情报、暗杀汪精卫,都出过力气。

  本文摘自:《新快报》(2012320日第T06版~第T07版),口述:王庆莲,采写:邓娟,原题:大陆最后一个军统女特务

  她谈戴笠:中山装的风纪扣扣得很整齐

  她谈军统:不仅只搞反革命也为抗战出过力

  发报机嘀嘀嘀作响的办公室里,译电科科员顾晓梦拿起刚译好的文件,经过女科长、情报高材生李宁玉审阅,又送到军机处处长手里。

  切换到舞厅的场景,下班后的顾晓梦,穿着修身旗袍,在流光闪烁中旋转、欢笑。

  这是电影《风声》的镜头。今年85岁的王庆莲没看过《风声》,却曾有过同顾晓梦相似的经历。

  而她当时所在的,是比顾晓梦的汪伪特工部更正统、被美国人誉为“民国最强大最重要”的神秘组织:国民党军统局。

  在军统局本部的三年,是王庆莲“最快乐的日子”,她认真工作,也流连舞厅。她的上司是破译珍珠港密电的军统女少将姜毅英,大老板是“特务头子”戴笠,第二把手是电影《建国大业》里姜文扮演的毛人凤,又一个漂亮角色。

  然而人生的舞台急转,流光溢彩顿作凄风苦雨。

  内战前离开军统的王庆莲,在各种政治运动中成为镇压对象。劳役、羁押,发肤之痛和精神折磨,在一次求死不能之后,她鼓励自己:“国家主席的夫人王光美都被批斗,我为什么不好好活下去?”

  活到今天,虽然她早已平反并落实政策,采访前我还是想过她会有疑虑和戒备的可能。但见面之后,这位一生坎坷的老人,却流着泪对我说:姑娘,你能来太好了,你们要是能早几年来多好。

  她如今晚年生活幸福,领有退休金,“共产党养了我31年,我从内心里感激”。

  王庆莲已经是大陆仅存的有过军统首脑机构工作经历的女译电员。作为见证者,她对那一段历史的述说,或许亦如民主人士章士钊对戴笠的评价,“是非留待后人评”。

  “大部分是江山人,不容易混进奸细”

  我的身世怎么讲呢,太苦了。不到一岁就没了生父,住在浙江省江山县的外婆家,才读了六年小学,日本鬼子打过来,什么都烧光了。我一生最恨的就是日本人。

  19434月,我刚满15岁,什么都不懂,家里经济困难,无路可走了,军统局来江山招人,我妈妈给我报名。也是运气不好,一考就考上了。

  当时抗战到了很紧张的时候,人不够才临时招的。我们4个女的,16个男的,没培训就大概在68日到了重庆。有10个人分到军统局本部译电科。

  我和其他10人被送到磁器口造纸厂的密本股做打印工作,因为敌机轰炸厉害,为了保护密码本,所以密本股设在乡下。

  19444月,我调回局本部译电科华南股,担任译电员,军衔是准尉,领少尉的工资。

  军统局第一把手戴笠和第二把手毛人凤都是江山人,局本部有八个处,一个秘书室,另外就是译电科。局本部大部分是江山人,不容易混进奸细。

  译电科华南股股长王威是我舅舅,其他几个华东股、华北股、密本股的股长也是老乡。整个办公室都讲江山话,别人也听不懂。因为可以看到情报,很多人想调过来,也有共产党混进军统局,想调来译电科,很难。

  我们生活很有规律,上午工作4小时,下午4小时,晚上2小时。华南地区的电报,都由我们译,当然是什么情况都有的,但主要关于日本人的多一些。密码都是数字,不能直接译,要先做减法,再去翻不同的密码本,有的很复杂。我文化程度低,不得不更努力。虽然股长是我亲舅舅,但他对我很严格,译不成文打回来重做,任务完不成就加班。“戴笠给我的印象比较正派”

  戴笠这个人,很神气,说一不二。我们不叫他戴局长,都叫戴老板。小小声说一句“老板来了”,大家赶紧老老实实地干活。

  老板很讲究仪表,他的中山装风纪扣扣得很整齐。军统局的工作人员,男的穿中山装,女的穿浅蓝色旗袍,有一次总务处发下来一套军便服,有个女同志我们也都是称同志的,她穿了,给戴老板看见,马上下令总务处收上去了。

  老板对自己也严格要求。每个礼拜一上午,他只要人在重庆,都会来局本部做纪念周。他在上面讲国际形势,有时忘了叫我们“稍息”,我们就笔直地站几个小时,他在台上也是站几个小时。

  我们的礼堂也是饭堂,做完报告就在那吃饭。八人一桌,老板也同吃,荤菜就是牛肉丝炒地瓜。

  在我印象里,戴老板还是比较正派的,不像现在说的阴险毒辣的人。我也不知道我这个话说得对不对,但我接触过他,他给我的印象就是这样。

  上个月我到江山的戴笠故居,有个民主人士叫章士钊,他是毛主席的好朋友,给戴笠写过一副对联:“生为国家,死为国家,平生具侠义风,功罪盖棺犹未定;誉满天下,谤满天下,乱世行春秋事,是非留待后人评。”

  我看见那个对联,真是不舍得走。戴笠这个人厉害是厉害,但有坏的也有好的。包括军统局,军统局不是只搞反革命工作,也为抗战出过力的,抗战中牺牲了一万八千人,对日情报、暗杀汪精卫,都出过力气。

  我前几年看到一本书说,戴笠后来飞机失事是蒋介石派人害他。我们心里不这么想。我见过蒋介石两次。军统局每年41日都要开“四一大会”,纪念那些为军统工作死了的人,工作死的和生病死的,每个人的照片挂在礼堂上,把家属接过来悼念。

  1946317日戴老板遇难,那年的“四一大会”蒋介石和蒋经国都来了。蒋介石穿军服扎皮带,大披风,很威武,他走进来军乐队奏响,我们都鸦雀无声。

  当时蒋介石在台上讲话喉咙都哽咽了,心痛戴笠这样一个得力的助手没有了。从前老板去见蒋介石,都不用预约的,警卫一通报,蒋介石就用浙江官话说,哦,雨农(戴笠的字)啊,进来进来。蒋介石很信任老板。

  军统女特务不浓妆艳抹

  有人因涂口红

  而被记大过

  军统局纪律严,我也犯过错误,不像电视里演的那样浓妆艳抹。

  那天我还在上班,组长姜毅英,她是军统里面惟一的女少将,也是江山人。她走进来,叫了一声娜尼鬼(江山话:小姑娘),外面有张通告你看到没?我跑去看,上面写女同志不准抹胭脂涂口红。我很生气,这不是说我吗?就给撕下来了。

  我年轻时很欢喜打扮,用口红把嘴巴抹得很亮,眉毛也修得很齐整。我身段好,旗袍都要求比人家裁得更合身,给我们做衣服的人见了我就头疼。

  我又活泼,蹦蹦跳跳的,说起王庆莲,军统里的工作人员都认得。姜组长对我还挺妒忌,因为江山人都跟我很要好。

  姜毅英知道我的脾气,故意让我去看通告,她知道我要惹事的。最后大概因为我是江山人吧,上面没关我,记大过处分一次。

  军统局规矩很多,我们有个证章,带出去坐车看电影都不要钱,但我们从来不用,因为上面查到要处分的。

  我真正尝到做人的滋味、最快乐的就是那三年。每个礼拜有半天休息,就去看电影,有美国片《出水芙蓉》,苏联片记不清了,还有周璇的《马路天使》《十字街头》。

  我跳交谊舞最早还是跟电影演员学的。我为了晚上不上班,白天就拼命完成任务,晚上偷偷跑到胜利大厦的舞厅,有个著名电影演员叫王豪,他来请我跳舞。我说对不起,我不会跳,我是来看看的。他说不会就学。我把他一双白皮鞋都踩黑了,他也不怪我。

  后来跟几个女朋友一起跳,在舞厅不可以男的跟男的跳,但可以女的跟女的跳。我就跳男的角色。这些事给局里知道要被关禁闭。我们不可能和外面的人谈恋爱,跳舞认识的几个女朋友,也都不知道我在哪里工作。

  军统局最先得知

  日本人偷袭珍珠港

  1941年日本人偷袭珍珠港,这个情报是军统局先得到,译电科科长姜毅英译出来的。那年我还没去,1943年我进去了后,译电科的人还很得意,说日本人偷袭珍珠港的情报是我们先得到的,老板向蒋介石汇报,蒋介石跟美国人说了,美国人还不信。最后证实了,美国人才相信戴笠的办事能力。后来成立中美合作所,美国那边的梅乐斯还跟老板回江山,和老板的母亲拍照纪念。

  说到中美合作所,其实就是搞情报的,离白公馆很近。我去过,根本不是什么人间地狱。中方的主任秘书潘其武,我记得很清楚。1945年“四一大会”我去做招待员,那里都是美国人,美国人欢喜跳交谊舞,戴笠还跟他们一起跳,他其实跳不来。美国人很有礼貌,并没有什么非礼,完了还开吉普车送我们回去。

  我学会跳舞,军统局规定不准到外面去跳,但重庆有好几个舞厅,我都去过。我年纪小,性格有点天不怕地不怕,偷偷去。别人看到了,说小鬼,被发现要给你抓起来的咧。我说,抓起来再说嘛。

  那时候抓起来也没关系,就是关半个月。渣滓洞你总晓得的吧,其实我们军统局的人犯了错误也是关里面。译电科一个同事,拿了别人的东西,要关三个月,找到我说,小王,你帮我送短裤来。我就送过去了。也没有什么严刑拷打的,三个月后出来就上班了。

  在军统局,男女之间谈恋爱可以,但抗战胜利前不准结婚。有一对驻外地工作的,女的大肚子,军统局把他们调回局本部,男的关起来6个月,也是渣滓洞。

  那女的叫蒙幼云(音),她就一直哭,我说,傻瓜,你哭什么,他关六个月,放出来军统局就承认你们是夫妻了。后来他们就一直在局本部工作。军统继任者毛人凤

  没有姜文演的那么神气

  我贪玩,一个月的工资半个月就花完,只好借,大家都没有呀,怎么办呢?我就去找会计室预支,要毛人凤批字,他那时的秘书室还没我现在这个小房间大。我去问毛先生在不在,到门口喊个报告。他说娜尼鬼,你干什么?我说我钱用光了,他就给我批。

  前两年有部电影叫《建国大业》,姜文演毛人凤,很神气。其实毛人凤这个人不严厉,没戴老板厉害。我在军统局看到他,他穿的也都是中山装,没有电影上那么华丽。

  有一次开“四一大会”,毛人凤旁边坐的蒋介石的侍从,也是江山人,我当时做招待员,毛人凤看到了,就跟那个人说,喏,那个娜尼鬼,也是家乡人。

  军统局一共就两辆小车,一辆是戴老板的,另一辆给毛先生这些大官,谁出门就谁用。有一次参加老乡的婚宴,我傻乎乎喝得晕头晕脑,毛先生就让司机开车送我先回去。

  毛人凤比较随和,戴老板生气要打人,他就去劝。我在军统局一共呆了三年零几个月,走时也是找他请的假。

  说起来,我走也是姜毅英的原因。19458月抗战胜利了,军统局的工作人员分批坐飞机回南京。我工作表现不好,姜组长不让我早回去,我就约了6个同事,自己搭汽车、火车,19467月才回到南京局本部报到。

  姜毅英吓唬我,说娜尼鬼表现不好,把你关起来。我怕了,就想赶快走吧。

  第二个月姜毅英去上海同美国归来的未婚夫完婚,虽然她跟我关系不大好,但军统局女的少,她也没有别人做伴娘,就叫我去。一星期后我回来,趁着她出去度蜜月,我就打了长假的报告,直接送到毛人凤局长当时戴笠已经死了,军统局改叫保密局。

  毛局长问我,你为什么要走,我说我年纪小,妈妈不放心。他就批准了。我于是回到老家吃老米饭去了。

  1949年军统局撤到台湾去,他们还叫我,娜尼鬼,你跟我们一起去吧。我说,我不去,我去了我妈妈怎么办?后来,肠子都悔青了。

  “运动开始了,我是反革命”

  我离开军统局是在19468月,内战刚爆发,那时国共正在和谈。可是后来划了反革命,我心里觉得很苦。我在军统局就是坐办公室,译电报,没开过枪,没杀过一个人。

  运动开始了,“镇压反革命”,“三反五反”,“肃清反革命”,“整风”,“文化大革命”,一个接一个,我们这些有历史问题的人,就像在风口浪尖上的小船,随时都可能沉没。

  1951年“镇压反革命”,我24岁,是镇压的对象,我把我的历史一点不保留地向杭州公安局交代了。我先是在杭州白肉市场工作,后来又到粮食局,那八年间,一直战战兢兢,唯恐丢了饭碗。

  1958年杭州的政治清理运动开始了,上面点到我的名字,很好笑,他们要我“自愿”申请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劳动。我那时已经和杭州公安局的前夫离婚了,第二任丈夫是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的,也是“右派”。没办法,我们下到杭州郊区的塘栖镇去了。

  送到乡下,给我们安排的房子,前面是羊圈,关着羊,羊圈后面堆着柴火,我就在柴火堆空的地方搭张床,床的后边又是羊圈,就这样与牲口为伴。

  那天晚上在食堂买了晚饭,回到那个“家”,我哭了,我才30岁呀,就这样完了。

  那里是水乡,去劳动都要划船出去,我五岁的孩子扔在家没人管。冬天去很远的地方修水利,晚上就在当地农民家的地上铺稻草睡,只有我一个是女的,我觉得很屈辱。

  求死不得,那就求生吧

  苦难的日子还在后头呢。“文化大革命”时期,真是生不如死。在我一生中,这是最黑暗的一段。

  我是军统特务,当然是首要批斗对象。有一次我看到报纸上登着陈毅副总理讲的几句话,随口念出来“善有善报,恶有恶报,不是不报,时间未到,时间一到,全部要报。”因为这几句,他们把我关起来了,白天黑夜地审问,问不出名堂就动武,每天不是打就是骂。一天晚上叫我立在凳子上,把我的手反绑起来吊在梁上,再把凳子抽走,用木棍左右开弓打我。我没求饶,只喊了一声:“毛主席救救我!”

  不让睡觉,只要我眼睛闭着,他们一脚踢过来。想到晚上得挨打,我就哆嗦,求生不得,那就求死吧,趁看守的人打扑克,我一头扎进屋旁边的鱼塘,被发觉了,一个男的下水抓我脚,我用力一瞪把他的牙都踢出血,结果还是被他们拉上岸。

  换湿衣服的时候,当地的大娘看到我腿上没一块好肉,都掉泪了,我叫她别哭,被他们看到也是要打的。我自己不觉得痛,麻木了。

  身体的苦没什么,精神折磨最难熬,我丈夫、儿子在跟我相隔一百米的地方,但我们不能相见。

  挂牌子、戴高帽、游街,站在凳子上说自己是反革命军统特务。有一天游街回来,我吃不下饭,我躺在床上想,你们是爹生娘养,我也是,何苦这么对我呢?

  但后来我坐起来,我对自己说:国家主席的夫人王光美也要挨批斗,我算个什么东西,我为什么不好好活下去?

  我就是破罐破摔了,已经在地狱里,死也没什么可怕,不如勇敢一点。江山人脾气倔,军统的江山人,脾气更倔。我下到农村改造23年,还是很倔强,他们叫我招认,叫我揭发别人,我从来不招,没有的事情我绝不随便讲。

  “大陆除了我,没有人了”

  很多事情讲不清,凡在军统就是作恶多端吗?没办法,讲不清。

  我后来想,那段时间,社会不知道要倒退几十年。51年“镇反”,53年“三反五反”,55年“肃反”,死了很多反革命和资本家。57年搞“整风运动”,搞“大鸣大放”,要知识分子把心里话说出来,许多大学里的教授提了意见,结果划成右派,埋没了多少人才。

  接着又是“三年自然灾害”,到了“文革”,“四人帮”,狗咬狗,你不揭发别人就算互相包庇。一个跟我一起下放的大学教授,我是打就打,我不招,但他苦头吃不住了,说他有一支枪,丢在鱼塘里。其实没有的事。他趁人不注意逃到儿子那里,他儿子大义灭亲,给送回来了。

  那真不是人过的日子,一直到1979年落实政策,我老公先平反了,那天晚上我们夫妻抱在一起哭,总算熬到头了。

  我是1981年落实政策的。我还是感谢共产党,在乡下的23年也给我算了工龄,到现在我退休31年,共产党养了我31年,晚年生活能平平安安过,我从内心里感谢共产党,这是我的肺腑之言。

  我这一生对不起四个人:我妈妈,我没能给她养老,她反过来还得帮我养儿子;我的三个儿子因为我,一个只读到初中毕业,一个小学毕业,另一个小学都不能读完。我后来问小儿子:从小妈妈不能管你,你恨妈妈吗?他说,不会。我心里才好受一点。

  这些事,我从前不敢讲。1957年我看到一本写军统的书叫《人间地窖》,说到每年军统开“四一大会”工作人员做招待员,其中有王庆莲。我看到那里心都寒了,不敢看下去。现在我很想看到这本书,可惜没处找了。译电科在台湾还有几个男的,大陆除了我活着,没有人了。

  哎呀,人生就是这么回事,转眼之间,我也会很快离开这里了,85岁了,还有几年?现在有关爱老兵的朋友们关心我,我感到很幸福。(感谢关爱老兵浙江志愿者王俊、李春锋及作家方军提供帮助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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